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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子新:从小山村走出的院士-环球今日讯

2023-02-17 06:45:31来源:中国青年报  

邓子新院士

从“土记者”到海归,从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到中国科学院院士,今年65岁的邓子新感慨:“一路走来,每一步都是改变命运的博弈。”


(资料图)

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

邓子新成长轨迹中的每一步,都可以称得上是“功不唐捐”——中小学时,山高路远,他利用赶路的时间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,成绩始终名列前茅;“文革”时期,他因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百般刁难,却从文风百变的大字报中习得写作的本领;初入大学时,他因英文比同学相差一大截而奋发图强,完成从倒数到前三的蜕变,抓住了出国深造的机会。

那段似乎“一切理想都没有机会实现”的青春岁月,让他养成了坚韧自强的品质,磨砺出笑对逆境的勇气。

课文都是在上学路上背完的

1957年,邓子新出生在湖北省房县一个当时与世隔绝的小乡村,家里兄弟姐妹5个,邓子新是老幺。他的父母都是农民,虽然识字不多,但对读书人始终有一分敬畏,千方百计供孩子们上学。

当时,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精打细算的母亲常常用半斤谷子换来5斤红薯给孩子们煮粥喝。即便如此,家里还是常常半个月就吃完了一个月的口粮。小时候,邓子新最大的愿望就是“不要饿着肚子去学校”。

小学5年,邓子新用过的练习本全是用别人剩下的残本旧纸装订而成,而且页页都是顶格写,常常连上下左右那点缝隙都舍不得浪费。“每学期的两块钱学费,迟迟无法交上”。

邓子新小学三年级时,“文革”开始,所有的学生都被迫留级,他换过两次小学,也读了两次三年级,初中都是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里读完的。邓子新对仅有的几本教材倍加珍视,常常是课本刚发下来没多久,他就已经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。

初中毕业时,邓子新考入了县一中。邓家住县西头,学校却在县东头,有五六里地的路程。家里没有钟表,母亲靠着天时和鸡鸣掌握起床时间,邓子新天不亮就得出发,上完晨读课跑回家喝一碗稀饭又走,每天“一路小跑”往返3个来回,有时干脆饿着肚子上课。

每天3个多小时的步行上学时间,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难以想象。但对邓子新来说,这也造就了他一副“铁脚板”。如今他年过花甲,走起路来“年轻人都很难赶得上”。

过年时,家家户户都贴上对联,邓子新视若珍宝。上学路上,他每经过一户都要跑到人家门口细细品鉴,同时还用手在空中比画,模仿运笔。一条街走下来,家家户户的对联内容、字体他都已了然于胸,至今回想,仍觉得“十分过瘾”。

良好的学习习惯似乎很早就已养成。课间休息,别的同学都在闲聊、打闹,邓子新会迅速做完作业,提前预习下节课内容。

有一次上化学课时,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化学方程式,全班鸦雀无声,邓子新突然站起来:“老师,你这个方程式写错了,化学反应不能发生!”同学们都愣住了,齐刷刷看向他。邓子新镇定自若地解释:“按照化学反应金属的活跃程度,惰性分子不能够置换活跃分子,反应是不能发生的。”

“课都还没上,你一下子就能看出来!”化学老师惊叹不已。这也让邓子新备受鼓舞,对化学的兴趣大增,化学逐渐成为他在理科中最拿手的学科,为他多年之后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成就埋下了“草蛇灰线”。

爱好写作帮了大忙

十几岁起,邓子新已开始为父母持家分忧了。

哥哥姐姐出去劳动挣工分,邓子新就负责砍柴烧火。家附近的柴火都被人拾得差不多了,适合生火的需要到更远的地方找。这个农家少年一放学就跑到河里去砸石子,卖给铺公路的工程队换钱。但经常一砸十天半月,快堆成一座小山了,被民工指挥部发现,借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之名就一次性没收了,让人伤心欲绝。

生活艰苦,在邓子新心底,“一直有个跳出农门的梦想,一直有种改变命运的渴望”。

从小熟背课文,邓子新的语文功底一直不错。高中时,他师从后来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的语文教师党国定,党老师上课出口成章,写得一手好板书,深受同学们喜爱。

那个时代还没有追星一说,小县城里,花季少年最大的偶像就是老师。党老师也喜欢聪慧好学的邓子新,经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念,这让邓子新很受鼓舞,对文学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浓。

1975年,邓子新高中毕业回到农村。因为写作的兴趣,邓子新一边干农活,一边做起了“土记者”。他拿个小本本四处采访,生产队的新人新事,农村的精神面貌,都是他的素材。没有课外书籍,过期报纸杂志、墙上的大字报就是他的教材。

渐渐地,邓子新“写出了一点名气”。县里、镇上有什么干部会议、民兵工作甚至妇女计划生育典型,都来找他写报道。

那时候“土记者”投稿不用贴邮票,邓子新就在稿纸下面垫上七八层复写纸,手腕上攒着劲儿写字,写出一式几份的稿子,天南海北地到处邮寄。

从《郧阳报》《湖北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他投了数百篇稿件都是石沉大海。即便如此,邓子新仍不知疲倦地“铆着劲写”。白天在生产队干活,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。

如今回想起来,邓子新觉得当时的自己有些“天真好笑”。“但当时的我,对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极大的希望,希望能被伯乐发现,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。”

终于,《郧阳报》采用了邓子新一篇关于应征入伍士兵家属自强不息的通讯报道,年底还被评选为“模范通讯员”。“我自豪得不得了,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,一件芝麻大的事,也能写出洋洋几千字。”

高考头一天,邓子新还在山上打眼放炮。考试当天早上,妈妈给他炒了一碗饭,算是无声的鼓励。家里没有钟表,邓子新看着天要亮了,就动身出发,带着开山放炮的一身泥土,走进破旧不堪的县一中考场。

没有多少时间复习,但好在长期的新闻写作锻炼,让邓子新在文笔和政治嗅觉上占了优势。高考成绩出来,邓子新凭着语文、政治比别人高几分的优势,达到了湖北考生参加初选的标准,成为所在公社6个农业大队唯一首批初选的考生,被华中农学院(今华中农业大学)微生物专业录取。

邓子新感慨,倘若没有当初的“土记者”,大概也就没有后来的“邓院士”了。“现在想想,我为改变命运作出的种种努力,在当时大多付诸东流。但长远来看,正是这些‘胆大包天’的行为,让我受益匪浅。所谓功不唐捐,大抵如是。”

逆境中自强,顺境中自律

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,邓子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,抓紧一切时间学习,从来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。

而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邓子新深谙逆境对人格塑造的深远意义。在实验室里,他常鼓励学生:“不要害怕失败,失败有时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,变成财富,要相信自己,耐得住寂寞。”

1984年,邓子新在做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,观察到一个现象——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,有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,另一些则没有。这在微生物领域似乎已经司空见惯,很多文献对此都有同样的解释,即认为是人工操作中不小心污染了核酸酶造成的。但邓子新却想“刨根问底”。

在他看来,整个DNA的提取、电泳等过程中都是同一个人操作的,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、操作方法和实验条件下,不同生物来源的DNA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情况?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,倒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。

带着这个疑惑,邓子新回到了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,回到了母校的狮子山上,希望在这里证实自己的猜想,为祖国作出贡献。

刚回国时,国家给留学人员免税指标买回的“稀罕物”——冰箱、微波炉没有被邓子新搬回家,而是放进了实验室里存试剂和融化试剂。

当时在武汉很多试剂买不到,他就自己坐20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、上海购买。试剂怕高温,邓子新每次都要找列车长商量,把试剂放到餐车的冰箱里保存,即便如此,试剂还是经常因温度不合适而损坏,“当时做事是真难啊!”

更困难的是新颖的想法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或支持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邓子新实验得到初步数据,分析这种现象可能与硫有关,但因为想法太新,国际国内都不认可,曾经广受关注的学术新秀在这个项目上数次申请都“名落孙山”,论文没处方发,也得不到像样的资助。

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邓子新试图在各大国际会议上通过回应专家的质疑获取支持。每面对一个提出的质疑,邓子新和他的团队都要经历一两年的实验过程才能解答。

就是这样一个“非共识项目”,被邓子新在痛苦与执着中“放下又捡起来,反反复复无数次”。

没有经费,他从别的项目里挤出经费来。最困难时候,甚至实验室里的学生都在悄悄告诫新进师门的学妹,“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天坑”。

终于,经过近20年在黑暗中的摸索,2004年,邓子新的团队在实验中证实了细菌DNA分子中第六种元素——硫元素的存在,改变了全世界对DNA的认知。

次年,邓子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,这一年,他才48岁。2007年,硫修饰的精细化学结构得以阐明,这一发现被评为“全球十大科学新闻”。

一个石沉大海的谜被解开了,邓子新将冷板凳坐热,在国际上开创了表观遗传学一个崭新的分支领域。“就像站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上一样,一切都那么开阔,可以看得那么远”。

“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大的作为。”邓子新寄语青年一代,每个人的一生其实大多都是在逆境中度过,顺境的时候比较少,“要记住一点,逆境中自强,顺境中自律,有敢于把冷门焐热的勇气、执着和毅力。”

朱可芯 徐周灿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雷宇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标签: 改变命运 家家户户 人工操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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